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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语问题:普通话如何成为官方语言?

归档日期:06-06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语言标准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随着1949年的政权鼎革,“国语”一词的命运也随之改变。不过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,新政权忙于解决各种重大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问题,语言文字问题并未被提上桌面,“国语”一名仍使用了相当一段时间。1949年8月,黎锦熙在北平“中国文字改革协进会”上发言,提出应首先把汉字改革运动放在“解放以来”所面临的“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实际建设问题”中思考。他的基本观点是:“中国文字改革是属于国语的;是不变更本国民族的语言,而但改革这种表达本国语言之传统的文字符号”,因为“国语是民族的,它正在独立的发展;但汉字却是封建的,它阻碍文化的前进”。这里他特别强调,“现在又有一般人对于国语发生了误解,把国语这个名词的界说,限制在过去‘国语统一’这种偏向的范围”。然而,“‘国语’这个名词,正和国旗、国徽、国歌一样,内容可变而名称是不变的”。*显然,曾经和左翼人士打过笔仗的黎锦熙审时度势,想靠修改国语的“内容”来延续国语这一名称,但看其具体论述,其实仍是延续了前一年确立下来的五层次说;甚至将语言和文字区别开来,指责后者阻碍了前者的进步,也仍是三十年前的旧说。至于其宣传的文字改革,此时则确实已转向了拉丁化新文字。

  但经历过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论战的人们,私下里对于“国语”二字是否仍旧可以使用,颇感犹豫。1952年,王均(1922—2006)在一篇文章中说,“也许有人不喜欢‘国语’这个名词,因为它曾是嚷嚷了二十多年而未见成效的‘政策’之一”,但他自己是喜欢的。他辩解道,我们反对的只是强迫人民放弃方言和自己民族语言的“反动政策”,“而不是反对语言的统一”。因此,“国语”这个词还是可以用的。*1953年,俞敏提出:标准语问题“目前虽然没有公开讨论,可是在写文章的时候、教书的时候、讨论语文问题的时候,人们也老把这个概念给夹带进去:有人管它叫‘标准音’,有人管它叫‘普通话’,等到一举例的时候,还是举那老国语——北京话。既然大伙儿可以偷偷的谈,为什么不索性公开提出来一块儿研究研究呢?说真的,现在咱不光需要标准音,并且需要一种经政府明令推行全民公认的标准语”*。显然,左翼文化人对国语的批判,仍是人们记忆犹新的掌故;在官方未正式表态之前,一些敏感的人士对于“老国语”是否可以沿用,实有疑虑。

  事实上,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,对标准语问题的讨论已经展开,占主流的是两大意见,一是采用北京话,一是采用“普通话”。*后者显然受到“大众语”和“拉丁化”讨论的影响。有人指出:“普通话”就是“在大都市的码头上、公共机关企业中、大学校里、解放军部队里、全国或大行政区和省级的各种会议中演讲或者交谈用的语言”。*从表述上看,这一观点很明显是在瞿秋白、鲁迅论点的基础上增益而成的。俞敏则反对采用普通话,他甚至认为这个概念“根本就是唯心论的产物,正跟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教育学者们提出来的‘正常人’一样,是不合科学的”,盖各地人所说“普通话”都不同,“简直一个人一个样儿,究竟拿哪一种作标准呢?”相反,北京话则有标准可循——这说法其实颇像当年的张士一。俞敏当然知道“老国语”就是因此受到批判的,故赶紧声明:“现在谈国语,先得把早先那个认为推行国语是用某地方的语言,征服别地方的语言的谬见打消。”*显然,不论持哪一种主张,当年的左翼语文运动都起到了一定的指示作用,使论者有意识地避开一些理论暗礁。

 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,这次讨论更直接承袭了左翼语文运动的论点。如前所述,当年的讨论就受到苏联民族文化政策的影响;20世纪50年代初,“苏化”之风更烈,斯大林关于民族和语言的理论都被视为经典。一位苏联学者转述斯大林的观点,认为“语言的交配”最终会导致“两种可能的结果:一种是胜利的民族终于使被征服的民族屈服,同化政策贯彻到底,被征服的民族语言完全从地面上消失。另一种是被征服民族能够摆脱同化者的压迫,恢复自由,因此,自然也就摒弃了征服者的语言”。在无产阶级政权中,“民族压迫将被最后消灭”,这是一个“被压迫的民族及民族语言发展的繁荣阶段”。*在这种风向下,对于大汉族主义的批判成为讨论中的一个主旋律。有学者指出:少数民族如果没有“发展其语言文字,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”,则“各民族一律平等”的许诺“便成了空洞的条文”。*事实上,后来官方之所以采用“普通话”这一说法,主要的考虑就是民族平等这一因素。因此,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,尽管一直有人主张,应将“普通话”的名称改回“国语”,但都没有被官方所接受。*

  在这种情形下,论者在使用“共通语”“标准语”等概念时,一般都会加上“民族”“汉族”一类词头,而“国语”一词亦免不了受人质疑。有读者致函《中国语文》编辑部询问:“汉语是否已经形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?如果已经形成,是否可以称为国语?”编辑部答道:“少数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语言”,故不能说汉语是中华民族的“共同语”;“不过,在各民族之间的交际上,汉语是最重要的交际语言”。对于“国语”一名,编辑部提出:

  “国语”一词在解放前后曾通用过。解放以前用“国语”的名称,是有人为地统一方言的打算,在少数民族地区,当时的反动统治者也实行过强迫少数民族同胞学习和使用“国语”,企图从语言文字方面同化他们的政策。这都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,是行不通的。如果“国语”一词不包括上述反动统治者们的所谓的意义,那末,叫汉语(具体说,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标准语)为国语也不是不可以的,因为我国在国际交往中,在外交会议上都是使用“汉语”的。

  就是说,只要不是为了强迫和消灭少数民族的语言,“国语”一词是可以成立的。其实,虽然国民政府没有积极鼓励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语文,但其国语政策也并非“强迫性”的。当然,对于新政权来说,这一辨析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如何与旧政权加以区隔。“国语”早已受到左翼人士的指责,此时自然更成为一个可疑名词。

  出于同一压力,黎锦熙再次修改了对“国语”的界定。1955年,在一篇总结汉语“分化”与“统一”过程的文章中,他以夹注方式否定了“国语”的语义合理性:“《国语》在上古是一部书名,意思是‘列国的故事’;中古倒成了统治者的‘外国语’的高贵称呼。……但是中国从来不把汉语叫做‘国语’的。”不过,需要注意的是,并不是所有的“国”字头词语都遭到此命运,“国旗”“国徽”“国歌”等词汇依然存在,而且事实上也有人以此为理由,要求把“普通话”的称呼恢复为“国语”。但颜逸明专门指出:“语言是民族的,汉民族共同语虽然可以作为我国各民族的代表,但民族不等于国家,把‘国语’之‘国’与‘国旗、国徽、国歌’之‘国’等同起来是欠妥的。‘普通话’是普遍通行之话语,既通俗又不会混淆国家与民族的概念,岂不更好?”这里很明确地将“国”字头的词汇分为对应于“国家”与“民族”(汉民族)的两类,将此问题揭示得非常清楚。

  不过这并非因为汉人“谦虚”,只是“统治阶级放弃口头语”,而只顾了“抓紧书面语(汉字),一直在宣扬‘天下同文一统’”的缘故。“‘国语’到清末才是指着汉语的标准语说的,其实也就是套用日本造的汉字名词,又幸亏当时清代的民族语叫‘国书’不叫‘国语’,所以不相冲突,勿庸避免。”*抛开最后这句明显的错误不谈,黎氏急于同“昨日之我”划清界限的心态跃然纸上。

  但这次讨论也不能看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语文运动的再版。在一些关键问题上,此次讨论甚至有“倒退”嫌疑。首先,“标准语”的概念重新被启用。王力提出:“没有人怀疑标准语的必要性。”他还把标准语和“民族共同语”做了区分,强调前者是“加了工和规范化了的民族共同语”。在此意义上,他认为“普通话”和“标准语”是“互相排斥的两个概念”:“我们提倡标准语,就不可能同时提倡以方言融合为定义的普通话。”其次,北京话再次被提名作为语言标准。王力认为:“汉族标准语应该拿北京线)也说,“普通话不指明地域是不对的”,因为这“很容易被人误会为南腔北调的普通话”,而标准语是有“规范性”的:“我们说要以首都语做标准语,就是在语音、词汇、语法上都以首都为准则,因为它有一定的规范可以遵守。”*鲍明炜(1919—2007)则强调:“汉民族共通语的语言集中的目标是北京话,这个趋向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,不是我们的意志所能决定的。”*最后,瞿秋白给“普通话”下的那个“无产阶级”化的定义,已无人提及——这里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斯大林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》一文的发表。此前,在苏联学术界占权威地位的马尔的观点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。*前边多次提到的瞿秋白等人的看法,就是这一学说的翻版。*但是1951年,斯大林却连续发表讲话,强调语言的“全民”性,认为“‘阶级语言’是不存在的”。*这立刻被中国语言学界奉作圭臬。王力就庆幸地说:“正当咱们打算学习马尔及其‘学生们’的语言‘新学说’的时候,斯大林告诉咱们‘此路不通’,防止了咱们走上这一段弯路。”*《中国语文》编辑部强调:语言“是一视同仁地为社会所有阶级服务的。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它才能够存在和发展,为全民所共用”,否则就只能成为“同行语”,而“不再成为有效的社会交际工具”。*“普通话”如果只是“无产阶级”的语言,其生命力又在何处?*

  1955年,官方对标准语问题的讨论做了总结。10月19日,教育部部长张奚若(1889—1973)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做了《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》的报告,提出“汉民族共同语”是“普通话”。他解释道:“‘普通’在这里是普遍、共通的意思,而不是平常、普普通通的意思。”张奚若强调:“教普通话,学普通话,都是为了祖国更进一步的统一和发展,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光荣伟大的事业”,因而是“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”。*之后,推广普通话的宣传工作迅速展开,有关政策也陆续发布。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了推广普通线日,中国科学院召开“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”;10月26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为促进汉字改革、推广普通话、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》的社论;11月,教育部发布推广普通线月,国务院也发布了同样的指示。从此,“普通话”成为官方正式确定的汉语“标准语”名称。

 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语文运动为“普通话”一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,但今日所谓“普通话”也做了一个最关键的修改:按照官方权威解释,普通话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、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、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”*。这与国民政府颁布的“国语”实已无甚差异,其中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”和“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”尤其受到当年左翼人士的反对。这种修正,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斯大林的语言理论都有关系。就后一因素来说,我们应该注意到,左翼文化人那种通过方言自然融合形成共通语的主张就来自马尔,而这正是50年代以后的斯大林语言理论所反对的。*

  虽然如此,官方仍选择了“普通话”,而废弃了“国语”概念,显然主要出于象征性的考虑,也就是要体现出对三四十年代左翼语文运动的继承。有意思的是,在官方表述中,普通话的历史同样被追溯到官话。张奚若说:“明、清两代,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、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‘官话’随着政治的力量和白话文学的力量传播到各地,几百年来这种‘官话’在人民中立下根基,逐渐形成现代全国人民所公认的‘普通话’。”“官话”前的定语,和加在“普通话”前的定语完全相同,“普通话”因此成为“官话”的正宗嫡传。同时,他也指出:国民政府时期的“”虽“在汉语规范化的进程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,但是成就终究不大”。*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也说:明清以来,“官话”成为“方言区之间的交际工具”;20世纪“接二连三”的语文运动,如“”、白话文运动、“注音字母”运动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,“反映了汉民族共同语以书面语和口语的统一形式在加速形成的事实,‘普通话’这名称逐渐代替了‘官话’,也正是由这种事实决定的”。*他们都在强调普通话的历史依据,但也都直接把“普通话”与“官话”连接起来,几乎完全无视“国语”的存在(即使提到,也是使用加引号的“”)。因此,普通话虽与国语实际非常近似,但作为一个被刻意选择的名相,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认同,也代表了与“他者”做出区分的努力:形式背后有实质的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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